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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玉明:全面认识抗战历史 大力弘扬抗战精

发布时间:2016-11-27 12:39
    摘要:今年是我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决定将在9月3日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及其他重要活动纪念。近日,记者作为90后的一代,访问了我校年近八旬的老教授赵玉明老师。赵老师本已退休多年,但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学校建设,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学子的培养教育工作。今年以来,他特别关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
    问:6月24日,我校关工委召开的纪念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后很受教育,但限于时间和个人所知,领会还不够深刻,了解得也不够全面,您能再向校报的读者介绍一下座谈会的情况吗?

    答:我校关工委举办的这次活动,三代人同堂共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给与会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校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秦玉萱和白存士同志回忆了他们当年参加抗日战争艰苦斗争的岁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晴教授以生动的视屏资料再现了张将军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崇高形象,他还向与会同志每人赠送了一册《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新四军老干部冯定(著名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袁方(我校创建者之一,首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之子冯宋彻教授回忆了他的父母投身抗日战争洪流的战斗成长经历。两位在读的大学生在发言中表示要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座谈会主持者、我校关工委副主任李焕生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要铭记过去、警示未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成就告慰为中国抗战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烈。

    问:您在座谈会的发言中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全面学习和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和伟大意义呢?

    答:我们,既包括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你们这青年一代学子,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很长一段时间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存在着不少误区,或者说有不够全面、深刻之处。误区之一是,我们经常说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段历史。其实,1937年七七事变是指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国抗战。但早在此前,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挑起局部侵华战争的同时,中国抗日救亡高潮迭起,东北沦陷区军民打响抗战第一枪开始,宣告了中国局部抗战已经开始。所以抗日战争应该从1931年算起,至1945年胜利结束前后共计14年。不能简单地用八年抗战说法取代14年抗战的历史事实。

    误区之二是,一段时间里,我们出版的有关历史书中讲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时,总是说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国民党方面则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这两种说法,今天看来都是片面的,不符合抗战历史的真相。如果真的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游而不击”,那么日本侵略者是谁打败的呢?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居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拥有强大的人力、兵力和物质资源,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处于正面战场的地位,先后发动和组织了多次著名的战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野心。国民党军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英勇奋战、血洒沙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值得永远纪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开展敌后抗战,开辟了大批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不但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而且逐步成为全国抗日的主战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虽然有时掀起反共高潮,但不居于主导地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直是主流,而且坚持到抗战胜利。
    误区之三是,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得不够全面。通常只是说“三光”政策,即日本侵略军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法西斯暴行。其实,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远不止“三光”政策。还有如残杀我30万无辜同胞的“南京大屠杀”及其他屠戮惨案;对重庆、武汉和多个城乡的野蛮轰炸;违背国际公约,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掠夺我国大批劳工赴日强制劳动;以及摧残中国妇女的“慰安妇”暴行等。除此之外,日本的法西斯暴行还包括对中国经济、教育、文化的刻意摧残,其中包括对我国的新闻、报刊、广播领域的侵略行径。所有这些都有必要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著文成书,公之于众,使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后人永志不忘,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重演历史悲剧。
    误区之四是,未能全面地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而阐明中国坚持14年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的偏见,西方二战史学者通常将1939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始,而事实上,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华局部侵略,中国开始局部抗战,即已揭开了二战的序幕。在整个二战期间,由于中国万众同心、英勇奋战,牵制了日军的大批军力,使之无力北上侵犯苏联,也推迟了它南下侵略的企图。中国充分发挥了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作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苏为首的同盟国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2年1月,中国战区成立,统一指挥中、英、缅及在越南、泰国的同盟国军队。在此之前,应英国之邀,中国远征军还曾赴缅甸作战,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综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中国对日军的抗战开始最早(1931年),而德国对波兰及欧洲的侵犯始于1939年,进攻苏联是1941年6月,日本轰炸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是1941年12月。根据座谈会分发的最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揭示,中国长达14年的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是苏、美、英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的两三倍。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70%以上。中国长期坚持独立抗击日本侵略军,是东方唯一的二战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毋庸讳言,中国在二战中付出了的牺牲也最大,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约占世界二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在二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按照1937年的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千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千亿美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予以彻底调查,对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的野蛮罪行,必须予以强烈谴责和声讨。

    问:您刚才提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还涉及到对我国新闻、报刊、广播领域的侵略活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您作为新闻史的教师,能再讲得具体点吗?

    答:关于这一点,准确地说,是指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侵略活动,宣传日本侵华“战果”,渲染日本士兵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鼓吹“大东亚战争”而开展的一系列“软实力”的活动。在日本侵华部队中有一支被称为“笔部队”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记者,随日军的侵华活动,活跃在中国各地。此外,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在中国领土上办起了报纸和广播电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为日本侵华制造舆论的宣传工具。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办起了一批日伪报刊和广播电台,报刊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暂且不谈,仅就广播而言,日本先后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等地的占领城市中先后办起日伪广播电台六七十座,影响所及遍布半个中国。日本侵略者还在各地大力推销只能收听当地日伪广播的日制收音机,借以抵消重庆、苏联和欧美的广播影响,麻痹和毒害中国听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除有关的文章结集出版外,尚无全面系统揭露日伪新闻(广播)的专著问世。

    问:您刚才谈到今年我校将召开一次抗战新闻史研讨会,我想这次研讨会是否可以弥补您刚才说到的遗憾?

    答:今年10月17日,我校将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主办“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我校新闻学院具体承办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这是我校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办的一次重要活动。回想10年前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当时我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电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和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策划并参与主持了分别在哈尔滨召开的抗战广播史研讨会和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了两个研讨会的论文集(作为《新闻春秋》论文集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这两次以抗战为主题的新闻、广播研讨会及其70万字的近百篇专题论文集,初步汇集了我国新闻史、广播史学者有关抗战新闻(广播)史和对日伪报刊、广播揭露批判的成果,具有开创意义。我预料,今年的研讨会,必将对抗战新闻(广播)史的研究起到新的积极推动作用。
    为即将召开的研讨会做准备,我着手主编了一本《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预计有30万字左右,全书汇编了我和其他老师近半个世纪以来收集到的日本侵华期间在我国广播领域的活动,初步揭露了日本侵华广播的真相和实质。此外,我还应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广播》杂志组织了一组稿件,包括揭露日本侵华广播面貌和反映我国抗日广播宣传以及作为“第四战线”的广播在二战中的作用和影响等文章。首篇为我撰写的《日本侵华广播史略》已在第五、六期刊登。
    我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新闻(广播)史学界关于抗战新闻(广播)史和日伪新闻(广播)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新闻(广播)史深入研究,期盼十年之后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有关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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